道教的财神崇拜

道教的财神崇拜

在诸多道教宫观中,往往都建有财神殿。总能见到善男信女们鱼贯而入,虔诚地焚香礼拜,香火极其旺盛。

财神殿上供奉的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大致就是赵公明、比干、范蠡、关公、观音等,有的还有地方上的财神如沈万三。大型的财神殿供奉几尊财神,小的则供奉一位财神。

在大型的道教宫观中,我们先来看看,在财神殿里踞于首位、端坐中间的文财神比干。他是由于想力挽狂澜,拯民于水火,犯颜忠谏,惹恼了纣王,被挖去了心的,这在民间可谓妇孺皆知。他究竟是有心,还是无心?说无心,那是他把那颗赤诚之心奉献给了社稷、家国,乃至天下芸芸众生了。他的心被挖走了,成了无心之人,因而也就无心无向,办事公道。他荫庇着天下所有的买卖人,同时也要求他们无偏无向,童叟无欺,公平交易,绝不坑蒙拐骗。这也就是文财神比干向天下生意人所提供的道德上的价值取向。

那位赤面长髯,威严而不失儒雅的武财神是关羽,他彪炳日月的勋业,可谓家喻户晓。当年曹操爱重他,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可谓竭尽笼络之能事。可当他一得知故主的去向,就毅然决然,封金挂印,千里单骑,护着两位夫人,斩关而去。他最为人们称道的品质是坚贞不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历来的商家敬佩他、并视之为楷模的是他的忠诚和信义,亦即“诚信”二字。于是就把他奉之为财富的守护神。

令人深思的是,上述二位自身并不拥有无尽的财富,却由于各自的优异品质,受到人们的敬仰,而被尊奉为财神。那是出于道德崇尚,由于民心所向,——可见人类与生俱来,本来就有着向善的一面。应该说,他们所代表的是民意,是千载以往,天下众生(特别是商家)“选举”产生的。当然,此中也蕴含着道教的“神”向信徒们提出的道德要求。

那位长髯飘拂,于清秀中透着睿智与灵气的,是另一位文财神范蠡。我总觉得在他身上,可以得到的启迪,要更多些,他可以称得上是诸财神中的“智慧之神”。他殚智竭虑,辅佐越王勾践成就了讨吴大业,却也暗暗琢磨透了勾践狭隘多疑的阴暗心理,及时地功成退隐,悄然离去。先在齐地辛苦耕耘畜牧,勤奋治产,不久竟成了齐国首富。齐王请他为相,他喟然长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把辛辛苦苦挣得的钱财悉数赈济给了黎民百姓,又飘飘然撒手离去,——如同他当年视功名若粪土离开越国如出一辙!到了宋国陶地,他发现那里地处通衢大道,为交通枢纽,正适合于经商。不几年,又经商致富,家财万贯。之后,他仍然广义疏财,施惠于天下众生,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成了位慈善家,——比现代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早了两千多年!他自号“陶朱公”,“陶”者,“逃”也;“朱”者,财也,好一个“陶朱公”!天下财富,本就是天下人的,怎能久据为一己之私?守财奴,那是万万当不得的。好一个聪明、睿智的“智慧财神”!

与“智慧财神”范蠡齐名的,是“平民财神”沈万三。原名沈富,排行老三,又有钱,人们就称他为“沈万三”,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活着时就已经是“财神”了,所以是“活财神”;之所以又是“平民财神”,乃是因为他终其一生,没有涉足仕途,始终是平头百姓一个。据说他有一只聚宝盆,能不断冒出金钱财宝,可谓财源滚滚;还有一双具有“特异功能”的眼睛,哪里有金银窖藏,一看就知道,那是“遍地生财”!偏又乐善好施,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扩建南京城墙,手头拮据,他还曾捐了好大一笔钱。而自身日常起居,却异常俭朴,住的是茅檐草屋,穿的是布袍葛履,腰缠万贯而仍然节衣缩食,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家训:“唯崇俭方能广惠。”据传,美国著名富豪洛克菲勒家族的孩子们,口袋里那几个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还是靠给自己的家人擦皮鞋挣的!我们始终认为,真正的理财家,必然同时是事业家,必然是崇俭的,绝不会随意摆阔、显富,动辄一扔千金,竭尽奢华挥霍之能事。

另一位发人深省的武财神是赵公明。黑面虬髯,双目圆睁,一手元宝,一手钢鞭,好不威风!据道教相关典籍记载,他本是秦末人,避乱于终南山,精修至道,得成正果,具无边法力,被玉帝封为神宵副帅,同时掌管趋善之人和冥顽不化之徒。他克尽职守,严明执法,可谓赏罚分明,毫厘不爽。还有这么一种说法,据传在宋朝时,也曾有人想将大贪官、奸相蔡京奉为财神。此人广受贿赂,大兴土木,修造楼堂馆所,倡导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以取悦于昏君宋徽宗,确实也积聚了不尽的财富。可“恶有恶报”,后来终究失宠获罪,被发配到海南儋县,又客死途中,落得个家败人散。这财神的位置,理应以执法严明的赵公明来坐为宜。更有意思的是,赵公明既是财神,又是瘟神,手中的权限,既足以赏善,又足以罚恶,无怪乎他如此威风凛凛,可敬可畏。商场如战场,风恶浪险,这样一位公正执法的“司法财神”确实是万万少不得的。

另外还有两位财神,怪有趣,他们是和合二仙。一脸和气,笑得可爱,憨态可掬,一个手持荷花,一个手持圆合,——这不就是“和合”吗?既主婚姻和合,亦主和气生财。不论是居家过日子,还是经商理财,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这“和合”二字,岂能少得了,离得开?

体现在道教诸财神身上的那些优异品质,诸如奉献、诚信、智慧、节俭、公正、和气,不正比较完整地涵盖了应有的商业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财富的追求,自然应该本着“道”和“德”的价值取向来实现,我们认为,这也正是中国道教的财神崇拜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极端自私的拜金主义的本质上的区别。顾名思义,财神崇拜,自然是对财富的祈求。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本来就应该越来越富足,人们对它的追求与祈愿,无可厚非。但我们却发现,同样以物质利益的追求为指向,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财神崇拜,与西方传入的拜金主义,其实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巨大差异。

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意味着对物欲的永无休止、永不满足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却明显欠缺必要的道德前提。这样的极端自私的追求过程,往往还伴随着极其残酷和不择手段的表现形式,这就形成了历来为有识之士所不齿的“拜物教”。它的流行与泛滥,形成了对人性的严重异化与扭曲,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关系的产生与存在,实质上正是人类自身“来源于动物”(恩格斯语)的残余兽性的恶性凸现,就完善人类的精神生活与道德修养而言,它的侵蚀与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

而道教的财神崇拜,却与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读读相关的道教基本教义,我们不难发现,就道教而言,对“物”的追求,是建立在道德尊奉与严格的道德制约的基础上的。道教信徒,确实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要生存,要维持并延续生命,就得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我们甚至认为,在条件许可,不违背做人的基本准则的情况下,争取过得好些,乃至发家致富,也未始不可。但如果由此而走向极端,“见利忘义,金钱至上”,可以不择手段,无视应有的道德规范,则绝非真正的道教信徒之所为。道教所尊奉的财神,为数甚多,他们各以各的道德特质,为信徒们在求财致富的同时,从不同的侧面,提供了深刻的道德上的参照与启迪,这样,就把物质追求与精神道德制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物”的需求中融入了精神因素,完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交融。

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事实上,道教中有关财神崇拜的教义,对无休止的物质欲求和置道德准则与约束于不顾的行为,是持摒弃、鄙视态度的,甚至常常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笞。在贵州的一个山僻县城不甚有知名度的财神殿里,我们曾见到过这样一副发人深省的楹联:“囊中确有几个余钱,你也要,他也要,给谁是好?胸间若无半分善念,这也求,那也求,凭恁施予?”很显然,上联是对那些大把大把在财神爷跟前烧香,捣葱似的磕头,以求交大运、发大财的贪得无厌之徒的无情讽刺;而下联,则是从反面的角度,给人以这样的启示:你想发财致富吗?首先应该心存善念,否则,财神是绝不会佑护你的。

在道家的诸多经典著作中,也多有关于对财富的追求所应持的正确态度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方面的论述。如老子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中,就明明白白地指出:“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认为,作为一个洞明世事的有“道”之人,应有广博的同情心与爱心,要尽可能地帮助别人,给予别人的越多,自己就会越富有,就能得到天道的护佑与关爱;而那些只知道敛物贪财,只求索取而不知施舍的人,最终只能成为可怜的守财奴与精神贫乏者。在《太上灵宝升玄内教经·中和品》里,这样说:“修善福应,为恶祸来。”在道家看来,“福”与“祸”的报应,全在于“善”与“恶”,亦即取决于自身对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遵循与否。“武财神”关羽,在《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中,还这样告诫人们:“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人的心中,本来就有神,那就是天理良知。“欺心”,也就是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这样,也就把道德要求提升到了高度的自觉性上。求财祈福,这本来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为此而不顾及“道”和“德”,背离了做人的根本,欺了“心”,那就有悖天理了。

道教的财神崇拜,影响既深且广。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正确态度与认识,去对待这种极具影响力的神仙信仰,对广大信众予以启迪和引导,并把它和极端自私的拜金主义严格加以区分,这是个应该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二者的本质差异,就在于道教的财神崇拜,是以道德遵奉为前提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启迪与引导;而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则是一种极端自私、利己的意向和表现,最终将是把人推向罪恶的深渊。

(文/薛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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